作者顾晓阳期权的杠杆，作家、导演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，1987年赴日本留学，1990年移居美国。作品有《洛杉矶蜂鸟》等，冯小刚电影《不见不散》编剧，电视剧《花开也有声》导演。
原题：1966: 文革爆发, 整60年,北京底层社会发生了什么（外一篇）
01
黄鹰可能是我们胡同里最能说会道的孩子。他是重点中学的初三学生，宽肩膀，很敦实，面方唇薄，微黑，一双大眼睛，就是太矬。
那时候，放学以后，成群的孩子都在胡同里聚集，有玩有闹，也有“论坛”式的团伙：交流信息、议论时政、或者讲故事，黄鹰往往成为中心人物。但他说话常有吹嘘的成分，也往往成为大家起哄嘲笑的对象。他父亲是剧团里敲梆子的，所以在他嘴里，敲梆子的就了不得了，是整个舞台的指挥和灵魂人物。说一回两回还不行，必须反反复复强调梆子的重要性，于是给自己得了个外号，叫“黄梆子”。他说他姥爷是国军将领，有一回打了败仗，被蒋介石抽了两个大嘴巴，“啪！啪！”——作出扇耳光的动作，那口气之自豪骄傲，好像即使蒋该死朝他姥爷脑袋上给两枪，也无以加之了。
据国华说：有一次我们跟梆子去前门买金鱼——那时候从建国门角楼到前门楼子，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，我们是在城墙上走过去的。黄梆子手里拿着个蓝色的玻璃瓶，赞不绝口，说这是波兰玻璃瓶，摔不碎。一边走一边不时把瓶子抛向空中，像马戏团玩儿杂耍的那样。到了大栅栏，一兴奋，抛高了，手一抖，啪嚓，波兰瓶子在地上摔了个粉粉碎。
我当时太小，不记得这件事了。
不过黄梆子确实身怀一些绝技，抛瓶子玩杂耍只是其中之一。他会打翻子，原来只是吹，谁也不信，后来在死胡同里，命大家分成两排让开道、静了街，他由徐悲鸿故居后门起跑，啪、啪、啪，连翻三个跟头，到大柳树前才站下，那真是一片彩声。他还会变扑克牌魔术，手上的活儿好，嘴上的活儿更好，不仅把你看傻了，还能让你笑得肚子疼。
文革起来后，有一天他拿着一张报纸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看看这名单吧！以后的高层里啊，全是陈永贵这样的满脑袋高粱花子、喝井水喝出黄板儿牙的人啦。”
02
小刘子在“三轧钢”工作，是个青工，岁数比黄梆子大，养了一群鸽子，经常为鸽子跟其他胡同的人打架。像我这样一点点大的小屁孩们，十分敬畏他。
他和黄梆子都住在死胡同里，两家院门隔着一条小通道。不知起于何因，二人长年有宿怨，而且互相看不起。但小刘子很混，梆子不敢惹他。
黄梆子家是一个小小的独院，只有三间北房，小院中间摆着一只硕大的鱼缸，养了许多金鱼。还有一只漂亮的波斯猫，血统纯正高贵，全家人视若宝贝。小刘子家较大，只有两户，很清净，我没进去过。
那条小通道，通往一个大杂院，里面至少住了十来家。其中一家姓庞，有个儿子叫傻柱子，比梆子小两岁。傻柱子智力并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脑子。他爷爷爱鸟，檐前挂了一溜儿鸟笼，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喂鸟。爷爷矮，房檐高，够不着鸟笼，所以喂鸟时，地上摆两只凳子，一脚踩一只；还有够不着的，爷爷就要欠起一只脚去够。傻柱子见了，就把欠脚的那只凳子给撤了。爷爷喂完，伸脚踩那只凳子，一脚踏空，摔得头破血流。
傻柱子的父亲是木匠，爱唱京戏，我曾经见过他把自己扮上，在胡同里耍：勾脸、扎靠、手提一杆红缨枪，有模有样。平时喜欢拿一根白蜡杆，挥来舞去的，身上有点功夫。记忆中倒没听他唱过，也许是动静过大，怕惊扰四邻。
03
1966年夏，文革开始，搞乱社会的前奏是“破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。一天早晨我遛达到死胡同里，那天有雾，朦朦胧胧看见几个孩子围在一个封死的大木门前。过去一看，门上贴了两张粉红色大字报，标题是“勒令”，落款是“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第×号令”，内容是破四旧立四新，禁止以下各项活动：养鸽子、养鸟、梳飞机头、穿旗袍布拉吉、穿高跟鞋……列了一大串，最后一句话是“必须立即执行，否则格打勿论！格杀勿论！！”
西城区纠察队简称“西纠”，是当时最有名的群众组织，在北京城可说人人闻之丧胆。我们这个僻陋的破胡同居然还来了西纠儿！我不由得一阵紧张激动、肃然敬立。悄声问：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昨天晚上。”“你看见了？”“没，梆子说来了六七个，都骑自行车……”脑海里立刻出现几位尊神降临此地的样子。
网图，图文无关
我们胡同谁养鸽子养鸟呢？小刘子和傻柱子他爷爷。小刘子的母亲常穿布拉吉和高跟鞋。其他禁止事项中，还涉及到谁家？不禁窃窃私语。
雾散了。小刘子梳着飞机头走出来——大字报正对他家院门。他来到大字报前，上上下下一扫，说：“小泰，小弟，去，上你们家把毛笔和墨给我拿来！”小泰小弟跑去又跑来。小刘子拿起毛笔，在墨盒里舔舔墨，凑近大字报，在“禁止养鸽子、养鸟”这几个字的中间，添写上：“还有不许养金鱼和猫！”一看这个，我们都乐了。小刘子骂道：“操你妈的黄梆子，想跟我玩儿这套，你还嫩点儿！吓唬谁呀？”
黄梆子听说后，吓得几天没敢露面。我的心情却挺复杂：如果我们胡同真来了西纠儿，那就跟蒋介石抽梆子他姥爷俩嘴巴一样，多牛逼呀！结果，却是梆子假造的一张西纠勒令，实在感到失落。
其实在这前后，梆子也吓唬过我。一天晚上大伙儿聊天，他拿出一份油印的《最后通牒》给我们看，忘了是哪个组织发的了，最后一句也是“格打勿论！格杀勿论！”黑暗中，他不看我，但分明就是说给我听的：“看见没有？以后啊，私人家里的电视要拿出来，供所有的人看。”我仔细读了《最后通牒》，并没有明确的这一条，但梆子的话让我忐忑了好多天，经常想象我家的电视怎么样被大伙搬出来，怎么样供全胡同的男女老少观看——胡同里也没电源哪！急得我差点儿跟我妈说。
再次冲突由傻柱子引发。那天我走进死胡同时，已经是下半场了。只见小刘子家的门框上新贴了一副对联，上联：庙小妖灵大。下联：池浅王八多。横批是“一窝混蛋”。傻柱子的父亲一边像演戏似地比划着，一边高声诉说：“我们家柱子刚把横批往上这么一贴，小刘子就出来了，他也不问问，一个嘴巴就把柱子扇趴下了……打架谁不会呀？是不是？我也不是没功夫，真动起手来，我这一下子，能让他躺仨月！”
说到这儿，双腿一弓作骑马蹲裆式，双手在空中揉了几揉，右手握拳往下一劈……但在我看来，这套动作表演性太强，说话底气不足，明显不想打架。我至今不明白柱子他爸为什么这么软？也许当时整个社会的气势太盛了，怕惹事。前不久，他们全家已“自觉革命”，把爷爷的鸟笼全部踩碎了，鸟全部摔死了，爷爷瞪眼看着，不敢吭声。我赶去看热闹时，已是满地残骸。
他还说：“我们柱子连对联上的字都认不全，黄鹰让他贴，他就贴呗。他也不知道贴的是什么呀！”
后来我听说，对联是黄梆子在新果家写的，写完让傻柱子贴到小刘子家门框上，他则躲在新果家观察动向。
死胡同里看热闹的人很多。小刘子一会从家里出来一趟，也不理傻柱子他爸，直接走到新果家窗户下头，高声开骂：“黄梆子，我就操你妈！有种的你丫出来，我不打死你蚼儿的！”“蚼（gou，第二声）儿”是北京土话，现在已经没人说了，是对对方的一种蔑称，比“丫挺的”要狠。
我们小孩子看了一场大戏，很过瘾。梆子一直躲在新果家，不敢出来。
04
马太太家被红卫兵抄了，搞了一夜，在院子中点火焚烧东西。门口有红卫兵把守，不让人进。后来时间长了就松懈了，允许我们几个小孩溜进去看热闹。马太太跪在院中灰烬旁，被剃了“阴阳头”。室内木地板被撬开，向地下挖了几个一两米深的坑，据说是要找秘密电台。马先生是大学教授，我没见过。此后，马太太受到街道监管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扫街。
我们的胡同，人物背后就是马太太家，拍摄日期无法确定
当天深夜，隔壁一个大杂院里，一位家庭妇女上吊自杀，原因不详。
死胡同的最西头被徐悲鸿故居的灰砖高墙堵死，中间开一扇小门，是后门，很少有人出入。所以和我们胡同基本没关系。那里面经常传出拷打人的声音。
全国突然出现改名的风潮，地名、街名、工厂名、商店名、人名……纷纷革命化。
我悄悄拿了户口簿，跟家里人谁都没说，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。民警看我这么小，又没有家长跟着，翻了翻眼皮，但也不敢说什么，按部就班办了手续。我改名叫顾卫东。风潮很快就过去了，一过去，我就羞愧了，觉得太傻，所以从来没用过这个名字。
长安街改叫东方红大街，王府井叫人民路，东交民巷以前是外国使馆区，改为反帝路。我们胡同“清洁大院”里的“大哥哥”，用红纸写了新的胡同名，贴在老牌子上，叫永红胡同。
“大哥哥”出身不好，父亲在劳改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家里生活困难，所以14岁就在街道小工厂当工人，累得背微驼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经常卖血。有一次我去他家，他刚卖血回来，躺在炕上，脸煞白，本来就瘦，个子也不高，有气无力地看了我一眼。这一眼印象极深。不久他结婚，在雅宝路那边找了一间小房，我去了。仪式很简单：向毛主席像一鞠躬、二鞠躬、三鞠躬，然后夫妻互相鞠一躬，齐活。仪式过后在家里吃了一顿“喜宴”，我只记得有兔子肉，因为以前没吃过。过了好多年后，他60大寿的宴会，我也去了，一桌是工厂的老同事，一桌是过去的老邻居，那时他即将从一家国企厂长的职位上退休。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本小人书，翻不几篇就到了尾声。
“大哥哥”（右一）60大寿
小泰小弟家在死胡同东口，是个比黄梆子家还小的独院，是他家私房。一天我看见来了两个工人，什么都不说，在他家门楣上钉了一块小木牌，木牌上写着一个“公”字，房子就这样充公了。多年后他父亲告诉我，他收藏的很多珍贵字画和古董，都在那时悄悄烧掉了，外人根本不知道。
据说：那年夏天，私房业主们在房管部门排起了长队，主动把自家的房子交公。他们以为把房产交了可以避祸，可是，交了房子，该怎么整你还照样整，打死了也白死！按照当时一个大人物的话说：我不赞成打人，但群众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，把人打死了怎么办？死了就死了。（大意）
小学一个同班同学家是西式平房院子，有24间房，在东受禄街（徐悲鸿故居的前门在那条胡同），解放前买的。她父亲是大学教授。他们家也是在那时候“自愿”把房产交了公。公家在另一个大杂院里分给她家三间北房，每月缴房租。
有天晚上我们在胡同里玩儿，中田回来了，见人就说：“快去王府井看看吧！可热闹啦！”神情且惊且惧。从我们家到王府井才三站地，我去了。从南口一直走到北口，路两边所有的商店橱窗和建筑物墙壁，全部糊满了大字报。商店早已打烊了，但看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比节假日逛街的人多出好几倍。我因为小，好奇的心情占第一位，但也明白感觉到：国家出大事了！
05
这些事情都集中发生在八月里，很密集。以后当然还有更多的事，但从密度上讲，就没这么紧凑了，而且非本文所能容纳。最后，只对黄鹰和小刘子的故事做个交待。
第二年，好像是夏秋之际，小刘子在工厂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。这件事肯定跟黄梆子有关，但详细内情，却非我们外人所能知。总之，有一天我们被通知到东受禄街一个小院子里开批斗会。工厂开来一辆大卡车，小刘子五花大绑从车斗里押出来。院子很小，参加会的才十来个人，主要是小孩儿，外加几个老太太。
街道主任不知从谁家借来一张小炕桌，摆在院前头，让小刘子跪在炕桌上。我们则一人一只小板凳，坐在对面。黄梆子弄了一块大牌子，挂在小刘子胸前。主任在左，黄梆子在右，你一嘴我一嘴进行批判，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罪行，好像也就是有几句牢骚话，对社会不满，另外养鸽子梳飞机头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黄鹰手里拿了根草绳，问一句就在小刘子脑袋上抽一下，草绳很轻，抽在飞机头上，还没头发硬呢。
我们平时损黄梆子损惯了，球子声音不大不小地议论：“草绳能抽疼吗？故意的吧？装样子吧？包庇坏人！”黄鹰大义凛然，假装没听见。因为天气热，跪炕桌可能也很疼，小刘子脑袋直冒汗。虽说像闹剧，小刘子毕竟成了专政对象，他那低着的头、苍白的脸色，沉积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恐怖时代的一部分，至今鲜明如昨。
那时，小刘子家已经搬走了，批斗会后怎么样？就不知道了。又过了一年，梆子下乡插队，成为当地的知青模范。
“小刘子”逸闻补记：
（摘自《我的1976》）
（1976年，在三轧钢厂）跟张朴同一班组的，还有一位叫小刘子，也应该三十出头了，是我的老邻居。在我是小屁孩时，他已是青工，家里养了十几只鸽子，站在房顶上一轰，扑棱棱腾空而起，满天空响起动人的哨音，牛逼大了。所以，他在胡同里一站，总有一圈儿人围着他，我是属于挤在圈儿外说不上话的，仰视着而已。他很早就搬了家，多年没见过。张朴告诉我说，他跟小刘子一提我，小刘子说：“小阳子呀，太熟了！”我真受宠若惊。可惜我去工厂那天，他没上班。
小刘子的父亲是国军战犯，中将军衔，辽沈战役中被俘，一直在东北服刑。他母亲后来与他父亲的副官结了婚，我小时候看见的，就是这个继父。他母亲是小学老师，骑一辆很旧的外国坤车，印象里永远穿着深色西服裙套装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成分不好，但她仪态严整，不卑不亢，在胡同里显得另类。
在张朴嘴里，小刘子是个赖叽叽、粘糊糊、不招人待见的人，车间里谁都爱挤兑他，谁挤兑他，他都满嘴犯贱，能跟人搅得昏天黑地。前一年，也就是1975年，特赦了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所有在押犯。他父亲也被特赦了，来到北京，连个住处也没有。他母亲和继父自然是不见，更不会收留。父亲希望儿子女儿能管管他。可小刘子和他姐姐谁也不管。小刘子连自己家的地址都不告诉父亲，父亲只好到“三轧钢”来找他。他父亲一来，他就开溜。老人为等他，经常在厂门口一蹲蹲一天。唯一对他感兴趣的，是张朴。
张朴觉得他可怜，也蹲在墙根儿，与他聊天。问他是哪部分的，他说原本是张少帅的部下。问他军衔，他说“中将阶级”。问他今后想怎么办？老人唉声叹气，不发一语。我原来只知道小刘子出身不好，这么详细的情况，都是张朴告诉我的。可惜张朴后来离开了工厂，小刘子和他父亲的事情，就再没听说了。
外一篇
文革早期点滴记忆
（1966.5-9）
作者：顾晓阳
01
1966年“五一节”那天，全家人一起看电视，是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活动的实况转播。只听母亲对父亲说：“没有彭真。”意思是在城楼上观礼的人中，缺了彭真，这意味着彭真“出事了”，被摒弃在权力中心之外了。
这是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。我是个低年级小学生，怎么会懂得这一层意思的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了。
伴随而来的是批判“三家村”。我被热潮带动了起来，写了一首诗，偷偷贴上邮票，寄给报社（或电视台）投稿。诗共四句：“邓拓吴晗廖沫沙，他们三个是一家”，后两句想不起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投稿，自然是石沉大海。这件事我跟谁都没说过。
小学校里也贴满了大字报。据我的同班同学说，我给班主任马老师写过大字报，批评他偏袒某些同学，“见到吴×就笑脸相迎”，等等。我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
全校开大会斗过校长，我不知为什么没参加，据说把校长摔得头破血流。我参加过一次小部分人对校长的围攻，在教学楼的西侧，校长站在楼根前，脸色蜡黄，同学们指着她鼻子批判她。有人拿了一份过去的《北京日报》，上面有彭真接见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的消息，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彭真与我们校长握手的，据此质问她与彭的关系。都是高年级同学在发言，轮不到我这样的“小豆包”。
网图
有一位刘老师，好像是“耍流氓”了，轮流拉到各个班级斗。到我们班时，由新根和另一位男生撅着他的胳膊，搞“喷气式飞机”，新根是我们班男生中精壮的，在撅刘老师胳膊时，不知怎么一弄，自己站不稳了，差点儿摔倒。刘老师见状，赶紧扶了他一把。我感觉很好笑，“阶级敌人”居然会帮助我们的“革命战士”！太逗了。刘老师那只粗壮的胳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后来校长和几位“有问题”的老师被监禁起来（晚上是否允许回家不记得了），白天由学生轮流看管。我和同学值过班，那是午饭后，我们坐在屋门口，教导主任离我们最近，他高大肥胖，趴在桌子上睡午觉。我们叠了“纸子弹”，用小弹弓崩他的大腿，一中弹，他就一哆嗦。我也崩了，还乐，觉得很有趣。
后来我们换了新的班主任，姓山，是个白发老太太，人很慈祥。到了1967年，官方成立“红小兵”组织，取代了原来的少先队。一天我上学去，走进一楼的“大厅”，只见两边的墙上公布了各班级第一批红小兵的名单。我找了又找，没有我的名字。以前我是我们班少先队的中队主席，现在连红小兵的成员也不是了。上课时，山老师站在教室门外向我招手，我走了出去。山老师温和地说：“这批红小兵没有你，不是你表现不好，是因为你家里的问题。”我听了，心情极为沉重。从此消极起来。
02
5月运动刚开始时，各单位还是按照过去搞运动的老办法，先成立领导小组，自上而下地动员，有组织有步骤地逐步开展。我父亲他们单位也成立了“文化革命领导小组”，共五人，我父亲是其中之一。他主张从司局长开始，然后处级、科级、党员、群众，一步步向下传达动员，各局先自己搞自己的，不能一下子轰起来。他本就是搞群众工作出身的，有“民（众）运（动）专家”之誉，不论搞什么运动，总要有“党的领导”嘛。
然而，这次搞文革大不一样了，“群众”的积极性高涨，“五人小组”里也有人想要下边乱。于是，出现了批评、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，说他“压制群众”。先是在机关大楼里面贴大字报，大楼的正门有好几扇，原来紧闭，现在经常敞开，我从外面走过，能看见大字报标题中有他的名字，详细内容看不清，但知道不妙。
五人小组内部意见不一致，从激烈争吵发展到公开分裂，我父亲多次“威胁”（揭发大字报的用语）说：“党组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，谁搞分裂，那就看吧！”但主张乱的人是受到上面支持的，所以有恃无恐，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越来越多，突破机关内部，一下子上了街，我从街上过，两边全是批判他的大标语。到9月初，父亲被正式“停职反省”，倒台了。
作为我，五月时还是个旁观者看热闹的，六七月感到家庭受到了牵连，八九月就突然从天上摔到地下了（我母亲八月被关押40多天）——时间太短，冲击太大，以致现在脑袋里满满都是那几个月及之后的记忆，而这以前的事，几乎忘光了，连我当过少先队中队主席这么“光荣”的履历，也是几十年后听同学说的，我根本不记得。
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我自己是怎么适应的、怎么过来的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，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这几个月我父亲在家里是什么状态？居然没印象，想不起来。我母亲呢？只记得她遭关押被释放那天回家的情形。此外，八月父母在院子里偷偷烧书我记得。仅此而已。为什么对父母在这几个月里的个人记忆那么少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03
从五月到九月，尤其是“红八月”，我在胡同里和社会上见闻颇多，记忆鲜活，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记述，此处不再重复。
跟个人关系最密切的事情、父母和家庭的事情，记得的这么稀少；而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却记住了很多很多。这是为什么？很有意思，值得研究。
04
1966年8月，吴德向老人家汇报北京“破四旧”的情况时期权的杠杆，老人家说：“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，这次破四旧动了，这样也好。”他对毛为什么赞许破四旧感到不解，“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”（吴德口述《十年风雨纪事》）。其实，老人家本人是很喜欢“四旧”的，他对古字画极为欣赏近于痴迷，流传有很多佳话；他爱听旧戏，有时自己还哼两句，晚年活动不便，便把当时健在的名角召集起来录制了众多剧目，供自己观赏；爱看古书更是人所共知。所以，他搞文革自有他的目的，破四旧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。批《海瑞罢官》、批“三家村”、支持红卫兵造反……都是手段。他是为了其目的，而不择手段的。他的目的也达到了。但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制造的烂摊子，终其一生也收拾不了。
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，不代表正规原油期货平台_正规原油期货开户_正规在线配资公司观点
- 上一篇：炒股加杠杆有什么区别 云深处发布“1+X+N”规划，全域协同破解具身智能产业落地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相关文章
